导读

☄ 今天这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真正做的正好相反。它们并不仿效造成了发达国家的相对富裕和福利的政策，而是选择了西方当前那些减缓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并且旨在实现被认为更加公平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政策。（作者是米塞斯学院招牌美女经济学博士）

委内瑞拉危机：石油与之何干？

❦文 / 卡门·埃琳娜·多罗巴特

Carmen Elena Dorobăț

译：禅心云起

对委内瑞拉公有制计划经济灾难性影响的三年多关注，让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在这个主题上阅读到的文章有99％总会指出，委内瑞拉危机之烈不仅出人意表，而且违反直觉，鉴于它是全球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可能蕴藏着最大的探明储量。因此，大多数分析会得出结论说，这个一度繁荣的南美经济体发生了崩溃，一方面要归咎于现任总统的无能，另一方面要责怪过去5年油价的下跌。最新实例是《经济学人》发布的短片——在概括委内瑞拉近期历史时，这部片子解释说，

“在查韦斯（石油价格猛涨时他慷慨花钱）2013年去世之后，石油价格崩溃了（…）马杜罗继承了一场经济危机，他的无能使之变得更糟。这个国家陷入了混乱。”

该国状况严重到令大多数评论家感觉意外。而我之前讲过，这本应很早以前就在意料之中。我眼下要把重点放在隐含的经济学谬误上。这种谬论强调了一国如果拥有重要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也就必然先天拥有繁荣的假设。

在历史上某个时刻，委内瑞拉难道确实以某种健康方式繁荣昌盛过？首先这仅仅是一种错误印象。该国虽然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就首次发现了石油，可对其丰富石油储量的大规模开采，要等到1910年才开始。之前，西蒙·玻利瓦尔1811年法令一开始规定，所有国内矿山的国家所有和生产都要尽可能少。可委内瑞拉石油工业起步仍受政府干预的困扰，钻井和炼油照例只能通过政府批准——通常提供给20世纪20年代戈麦斯（Gómez）政府的密友。1975年至1976年后期，当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完全国有化时，石油生产垄断权被交给了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继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埃克森美孚之后世界第三大炼油企业。虽允许外国公司少量参与持股，但在查韦斯执政期间，外国公司必须支付的税款显著增加。

在这一动荡历史中，石油生产是增是减，遵循国家指令而非市场激励。21世纪初，油价暴涨让委内瑞拉发了一笔意外横财。但最终，2005年之后，所有石油收入开始转移到查韦斯慷慨的社会项目上，从免费医疗诊所到社区篮球场，一应俱全，无所不包。

就是这个时期，被大多数评论家视为委内瑞拉的盛世。但这种繁荣是虚幻的，不过是在掩盖发生之中的资本消耗。资本品——特别是石油工业资本品——在中央计划下被滥用殆尽。这暂时创造了一股表面繁荣发展的浪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当时称之为“给人深刻印象”，而米塞斯则早就喻之为焚烧自家家具给屋内取暖。可一旦资本耗竭干净，空架子就会彻底垮掉，中央计划的资源管理不善也会被揭露出来。这个国家的资源无论还有多么丰富，这些资源既往今后都一贯被无效率和奢侈浪费地使用着。换个角度，瑞士矿产资源（或者说任何自然资源，留意一下）非常贫乏，可该国并未陷入通胀危机。

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查韦斯不仅未能消除贫困，还将国家完全置于公有制经济的道路上，其所有灾难性影响，不过是被马杜罗放大了。实际情况与西方批评者看法相反，马杜罗并非无能，他是一位忠实而一贯的中央计划独夫，说到底他不过是以更彻底计划经济的方式升级强化了从货币、价格到政治谤誉、舆论自由等领域的政府控制。马杜罗个人因素还有世界石油价格下跌，肯定加速了委内瑞拉经济的瓦解，但并不是引发这种瓦解的根本原因。

委内瑞拉危机的病根不在石油，石油现在也自然充当不了有效的解药。该国崩溃的原因在于国内资本积累受阻。这种阻碍始于上世纪的货币和社会政策，其恶果如今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它和美欧内部追求以及实施的低劣经济政策和政府支出（尽管程度不同）拥有同一牌子，在美国被吹捧为革新、经济刺激或反周期政策。

1952年，在“欠发达国家的困境”一文中，米塞斯讨论了伊朗将其石油工业国有化的计划，并指出了西方在批评计划经济政策方面不折不扣而且一成不变的虚伪，因为西方国家自己在国内实施这种政策：

“社会化，也就是剥夺资本家和企业家并将其工厂、矿和农场交到国家手中。这就是工党政府急于在英国实现的目标，也是伊朗政府在真正的费边主义精神鼓舞下在本国正在做的事情。如果英国人把英国煤矿收归国有是正确的，那么伊朗人把伊朗石油行业收归国有也不可能是错误的。如果艾德礼先生言行一致，那么他就该祝贺伊朗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成就。”

米塞斯这篇文章中进一步的分析不仅可用来直接触及当前委内瑞拉问题的核心，还可用来提出克服危机并实现真正繁荣的唯一解决方案。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并不需要提到大规模石油储备：

“欠发达国家如果真心希望消除贫困并且改善穷苦大众的经济状况就必须采取那些创造了西欧和美国的福祉的‘庸俗个人主义’政策。它们必须实行自由放任；它们必须去除压制企业精神、阻碍国内资本积累和境外资本流入的一切障碍。

但是，今天这些国家的政府真正做的正好相反。它们并不仿效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富裕和福利的政策，而是选择了西方当前那些减缓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并且旨在实现被认为更加公平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政策。暂且不说这些政策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是否有益，必须强调它们对经济落后国家而言是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在没有什么可分配的时候，所谓的‘更公平的’再分配政策毫无用处。

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繁荣的问题不能通过物质援助解决。这是一个精神和思想的问题。繁荣不只是资本投入的事情。它是个意识形态的事情。欠发达国家首先需要的是经济自由的意识形态和私有企业，以及有助于积累和维持资本并且利用资本以最佳最廉价的方式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求的激励。”